新冠疫情下的代孕产业与滞留在外的婴儿们
两周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介绍了新冠疫情下的乌克兰代孕产业。由于世界多国限制出入境，在代孕产业大国乌克兰，有相当数量的代孕婴儿在出生后无法被他们的父母接走，医院等看护机构。根据乌克兰当地给出的官方数据，目前已经确定的是有名代孕婴儿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而由代孕机构暂时看护，但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推测，在新冠疫情导致的旅行禁令颁布之前，至少有上千名代孕婴儿将出生在乌克兰。
AlbertTochilovsky是乌克兰最大的代孕机构“BioTexCom”的负责人，他在与纽时记者通话时表示该机构会竭尽所能与婴儿和他们的父母保持联系，但与几百名父母持续沟通也让他感到筋疲力尽。随后他还拍摄并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该机构内受困于婴儿床上的数十名代孕婴儿。他还向记者透露，在代孕产业日益兴旺的乌克兰，大约有14个代孕机构在提供这项服务，但当局并没有对代孕产业进行过相关的统计。而单单在BioTexCom，目前仍有约名代孕宝宝等待出生，而显然，如果疫情和旅行禁令持续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难以与父母团聚。
乌克兰代孕机构“BioTexCom”网站
据Tochilovsky介绍，乌克兰的代孕服务是全欧洲最为便宜的，这里的代孕母亲一般能挣到10美元。虽然这项服务正在乌克兰快速发展，但如今的状况也再度引发本国民意代表的注意。一些乌克兰议员长期以来都对代孕这项生意持反对态度，如今婴儿刚一出生就面临没有父母照顾、全靠代孕机构托管的情况，也使得反对声浪再度出现。在乌克兰，代孕婴儿可以在完成相关使领馆手续之后，自动获得与其父母同样的国籍。但如今这些父母绝大多数仍然身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美疫情重灾区，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父母无法前往乌克兰接回自己的孩子。
德国之声的两位记者则在视频发布之后也走访了乌克兰当地的代孕机构。这篇报道刊于5月25日，此时Tochilovsky发布的视频已经引发了许多人的热议与关切。一对并未透露真实姓名的德国夫妇由于多次尝试怀孕未果，且德国法律严禁代孕，他们最终选择了BioTexCom的代孕服务。与其他的代孕婴儿相比，他们的孩子是相对“幸运”的——这对化名尤利娅和彼得的夫妇如今就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住在BioTexCom提供的一栋招待所内。但由于乌克兰如今仍未解封边境，他们也无法带着孩子离开。
德国之声的记者们也注意到，虽然乌克兰已有议员对于代孕产业的合法化提出异议，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国政府并未就代孕导致的大量婴儿滞留该国的情况进行干预与管理。前文提到目前已知滞留看护机构的代孕婴儿有名，这个数字也并非来自政府部门，而是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LjudmylaDenysowa的估计。她也提到了代孕可能引发的几个法律问题。首先是婴儿父母的入境问题，由于疫情导致乌克兰当局封锁边境，外籍父母入境乌克兰需要申请许可，而多数人往往通过使领馆系统申请，耗费时间更久，相比之下通过乌克兰议会的人权办公室申请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捷径。
父母入境难，而代孕宝宝们则面临着出境的多重手续。虽然按照乌克兰的法律，代孕婴儿可以在完成既定手续之后转入父母所在国国籍，但麻烦的是一些国家不仅不允许本国出现代孕产业，而且对于寻求代孕的夫妻的父母身份也有限制。例如尤利娅和彼得夫妇来自德国，那么妻子尤利娅按照德国法律，由于并未生育孩子，因此德国并不会承认她的母亲身份，而是赋予孩子的乌克兰代孕妈妈为其合法的母亲。但这也不意味着尤利娅无法成为这个代孕宝宝的妈妈，只是程序会更加复杂——经由代孕母亲同意之后，提供精子的彼得可以获承认为孩子的父亲，从而让他的孩子得以转入德国国籍；在尤利娅和彼得把他们的孩子带回德国之后，尤利娅则需要借助领养这一方式再建立起与孩子的母子关系。
事实上，乌克兰的代孕产业之发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年，德国之声也做过相关议题的报道。而在年，乌克兰代孕公司BioTexCom还闹出了不小的丑闻：一对意大利夫妇从乌克兰接回了他们的代孕宝宝，当意大利的有关当局并不承认这个婴儿是他们的孩子，因为DNA检测显示双方并无亲缘关系。这个婴儿最终被另一个意大利家庭领养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时在西班牙也有至少20个家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代孕机构的负责人AlbertTochilovsky当时对德国之声的记者表示，类似的错误其实难以百分之百杜绝，并且他们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环节出现了错误。Tochilovsky在那一年被以“贩卖人口、制造假文件以及偷税漏税”遭到起诉，并被软禁，罪名坐实的话刑期可高达15年。但他则认为这样的情况最多只会因为违反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而已。
当然，乌克兰并不是唯一一个代孕产业合法化的国家，自然也并非外国夫妇求子的唯一选项。Eurasianet在上周的一篇报道中把视线集中在了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和婴儿们身上。和乌克兰的情况类似，该国有不少代孕婴儿如今也困在了代孕机构的婴儿床上。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是一对加拿大夫妇，他们的孩子在4月3日出生，考虑到疫情，他们原本以为需要再等个一两周才能够见到孩子，但疫情的持续让他们的希望落空，两人不得已开始寻求各种方法以求能够到格鲁吉亚接回已经出生的孩子。
尽管该国政府曾经考虑过中止代孕合法化，但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依然持续发展壮大，并且和乌克兰一样吸引了来自欧美多国的夫妇。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曾经考虑过墨西哥，但最终被格鲁吉亚更加优越的经济和法律条件所吸引。但为了见到自己的孩子，他们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联系格鲁吉亚外交部、各家航司、医疗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最终在孩子满月后的第二天，经由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抵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度过了14天的入境隔离期后，他们终于见到自己的孩子。帕特里克夫妇的孩子是安娜分娩的第二个代孕婴儿，这次她获取的酬劳高达美元，据说这是格鲁吉亚人均年收入的三倍之多，而她也考虑再做一次代孕母亲。
与《纽约时报》和德国之声报道中的乌克兰代孕困境相比，格鲁吉亚的代孕产业面对疫情的准备工作显得稍微充足些。一些机构正在考虑聘请保姆看护已经出生但无法被父母接走的婴儿。在格鲁吉亚一家名为NewLife的代孕机构，平时每月大概有20名代孕婴儿诞生，但在疫情来临之际，该机构提前通知了婴儿们的父母，使得孩子们在出生之后就能与父母团聚，唯一的例外就是帕特里克夫妇。此外，该机构预计还将有两名婴儿在6月初出生，但他们的父母目前依然受困于出入境限制，无法前来格鲁吉亚。
乌克兰的代孕产业出现的困境以及大量婴儿滞留在代孕机构的事实，使得反对代孕产业合法化的意见四起，其中对于法律监管不力的控诉也不在少数。而虽然格鲁吉亚的情况较之乌克兰要好一点，但代孕产业在法律监管上依然游走于各种灰色地带，该国也曾经就代孕的伦理问题出现过不小的争议，只是丰厚的回报也使得当地不少女性愿意成为代孕母亲，以赚取远高于其他行业水平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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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几个月，当COVID-19几乎吸引了全世界所有的注意力，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