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沙特王国女性的权利和地位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沙特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女性的权利状况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幅度不大，但沙特王国女性的权利地位状况已经呈现出改善的趋向。女性的权利状况有了很多变化，表现为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动、社会对女性束缚的减弱、女性*治权利的增加等。
虽然女性的服装还是传统的罩衣和面纱，但是罩衣和面纱的款式都有些许的改变，“尽管最高乌莱玛会议要求女性穿戴从头到脚遮蔽身体的罩衣，但是年轻的女性却穿戴仅仅遮蔽肩部以下的罩衣……一些女性尤其是一些十几岁的青少年，虽然穿戴面纱，但是却佩戴头饰，还有一些女性用重彩画眼影。”
有关机构对女性佩戴面纱的监管越来越松弛，“现在对女性不佩戴面纱的处罚是非常轻微的，宗教警察只会对他们进行一些训斥。”传统社会下的女性不能驾驶汽车，近年来这种状况也有所改变，“在那些比较宽松的乡村地区，女性实际上可以驾车……王国中有很多女性为驾驶的合法化而斗争，”
驾驶的自由，当前沙特*府已经将女性驾驶合法化，“２０１７年９月，沙特首次赋予女性以汽车驾驶权，允许女性从次年６月起驾车。”随着沙特*府对女性驾照的解禁，渴望开车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卡塔尔ＴＮＳ调查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８２％的沙特女性希望获得驾照，中东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认为２０２０年沙特女性驾驶员的数量将达到３００万。”
性别隔离制度严重挤压着女性的活动空间。鉴于性别隔离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障碍，很多有识之士要求变革甚至废除性别隔离制度，“沙特大学中有很多职员都在海外拿到研究生学位，还有些人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学习过。
对这些人来说，由于他们曾经在男女混合的环境中生活过，他们接受了性别平等的观念并愿意在男女混合的区域里工作。”不仅社会开明人士反对性别隔离，宗教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并不完全统一，“劝善惩恶委员会的谢赫艾哈迈德·哈米迪反对性别隔离制度，宗教界在公共混同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哈米迪和其他的一些宗教人士认为伊斯兰教允许性别混同。”
尽管沙特现在仍然延续着性别隔离制度，然而女性的工作和活动的区域却在不断扩大，“在利雅得，*府为女性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和休闲区域。”沙特*府甚至努力打破男女隔离的限制，“到２０３０年，沙特将建设５０—１００家影院。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府表示，电影院将不进行男女分区。这对于一个长期严格禁止‘男女混杂’的神权国家来说，有点不同寻常。”女性获得了一定的*治参与权女性的权利变化不仅表现为家庭和社会对女性束缚的松弛，也表现为女性*治权利的增加。
沙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从属于男性，*治地位低，国家并不承认女性的*治身份和*治权利，因而女性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身份证件。女性身份证件的获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府允许女性取得身份证件，”
一开始女性的身份证件不能贴有自己的照片，只写上她的名字，这造成了诸多不便，“通过与沙特宗教学者的密切讨论，沙特*府最终同意女性可以拥有带有自己照片的身份证件。”沙特女性不仅获得了*治身份的认同，还有部分女性直接进入*府部门并担任公职。
沙特*府正在进行此方面的改革，“从最近改革的内容看，为了重塑*权的合法性，沙特*府似乎试图接纳原先被忽视的群体进入国家部门……女性精英成为顾问和专家，代表沙特妇女的利益并表达她们的特殊需求，这在沙特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沙特*府在女性参*问题上进行了很多尝试，“２００９年，国王阿卜杜拉任命努拉·法兹担任国家的第一名女性副部长，２０１０年女性律师可以在法庭上代表女性进行家庭纠纷的诉讼，２０１３年在咨询委员会中女性占有３０个席位，２０１５年在地方*府的选举中，女性被赋予了选举的权利。”虽然很多人批评沙特的这些改革是象征性的，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改革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沙特王国女性的权利地位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源于女性自身的努力，也与沙特*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又同近年来沙特王国整体社会观念的变迁息息相关。
女性自身的努力是其权利地位改善的根本原因沙特王国女性权利地位的改善是女性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地位的改善及长期不懈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女性教育的发展是女性权利地位改善的起点和重要条件。传统沙特社会并不重视女性的教育，其教育是宗教性的，教育为宗教服务，最终的目标是识读阿拉伯文字并能诵读《古兰经》。
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相当一部分女性并不识字。沙特王国女性的教育起步于６０年代，但７０年代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女性教育的发展表现为女性学生人数和女子学校数量的增加，也表现为社会对女子教育的认可和接纳。女子教育大大降低了女性的文盲率，为女性就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沙特女性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参与度。９０年代以来，较之过去女性在就业、创业方面都有很大改善。国有企业、*府部门福利待遇优厚，是女性工作的首选。除此之外，就业观念相对开放的女性还进入私营企业。由于沙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女性自身文化条件的改善，很多原先禁止女性从事的职业对女性敞开了大门。
以律师为例，２０１３年之前，拥有法律学位的女性只能从事法律咨询工作，不能代理诉讼业务。此后，*府颁布了新*策，规定“只要拥有法学专业的大学学位并经过三年法律职业训练，不论男女，都可以申请法律职业资格证”。
新*策颁布后，诉讼业务逐步对女性开放，“２０１３年巴彦·马哈穆德·奥·扎兰成为沙特王国第一位女性执业律师，并且建立了沙特第一个女性法律公司。”根据司法部数据统计，“同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１７年沙特女性法律执业者的人数上升了３４％，司法部认为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
随着就业*策的改善，女性就业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现在有“超过２０万的沙特女性已经在零售行业务工。”除了到各个部门就业外，有的女性还自己创业，成为小企业主，“调查表明，沙特最成功的企业至少有一名女性合伙人。”
随着女性就业的扩大化，近年来女性的经济地位以及女性形象有了很大改观，很多沙特女性成长为经济领域的领*人物，例如“萨拉·奥·苏海米成为沙特证券交易所第一位女性主席，同时拉尼娅·那莎尔成为沙特美国银行的ＣＥＯ，奥·苏海米仍然留任沙特国家商业银行（ＮＣＢ）投资部门的ＣＥＯ。
拉提法·奥·萨班被任命为位于利雅得的阿拉伯国家银行（ＡＮＢ）的首席经济官。”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开明女性抛却自身的胆怯，寻求自身权益的改善。
沙特女性中的精英阶层竞相奔走呼喊，为女权解放作斗争，“成千上万的沙特妇女正为她们的权利而抗争，争取开车的权利只是其中之一，还包括自主管理她们企业的权利及不经监护人的允许而自由出入沙特的权利。”
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也开始大胆地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女性寻求权利解放的愿望更为强烈，这是因为“因特网创造了一个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环境，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借助现代通信手段，女性勇敢地发出了权利解放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聊天室中讨论诸如‘为何禁止女性开车’‘为什么仍然存在性别隔离制度’之类的话题，聊天室中的女性都是匿名的，于是她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身观点。”
